竺可桢（1890年3月7日—1974年2月7日），字藕舫，浙江省绍兴县东关镇人，中央研究院院士、中国科学院院士，中国共产党党员，中国近代气象学家、地理学家、教育家，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者，浙江大学前校长。
滴水穿石——坚持不懈 气象学家初启蒙
沙沙沙，沙沙沙，下小雨啦！
竺可桢搬来小板凳坐在门口，出神地望着房檐上滴答的小雨滴，轻轻地数着：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......他发现了什么奇迹，房檐下的大石板上怎么有一个一个的小坑呀？小水滴下正好滴在小坑里，“叭叭叭”地响。
他去问妈妈，妈妈说“孩子，这叫滴水穿石，别看小小的雨滴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可是日子久了，大石板上就被滴出一个个小坑来了。”妈妈又说“读书，做事情，就是这个道理，只要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能成功。”
竺可桢记住妈妈的话，后来他专门研究气象，天天坚持观察气候的变化，成为中外有名的气象学家。
努力向学，蔚为国用——终成“问天”第一人
竺可桢出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的一个粮商之家，父亲竺嘉祥因受到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传统思想的影响，很希望自己的儿子也能以读书奔出个好前程。而自小秉性温和的竺可桢也不负所望，勤奋刻苦，聪明好学。1910年，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“庚子赔款”留学美国的名额。在那个晚清政府软弱无能的年代，“庚款留学”的代价是极大的。为了回报自己的祖国，竺可桢在填报专业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农学，在他看来“中国以农业立国”，学习农学将来可以更好地报效祖国。可令他始料未及的是，美国当时的农业科学并不发达，农业的体制和耕作方式也和中国不一样，而此时修改专业为时已晚。直到他毕业后，竺可桢才转到地理系，选定了一个与农业关系最密切的学科：气象学。
1918年，竺可桢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学业，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。归心似箭的他拒绝了美国多所高校的邀请，满心希望地踏上了归国的轮船。他憧憬着用自己的所学报效祖国，期盼着早日实现“科学救国”的理想。然而，他在美国留学的这些年，正是中国军阀割据、内战频繁的时期，整个国家在战乱中满目疮痍。
摆在竺可桢眼前的现实是残酷的。当时的中国仅香港和上海徐家汇有两座用于观测气候变化的测候所，却均由外国人控制，竺可桢很痛心，在他看来“夫制气象图，乃一国政府之事，而劳外国教会之代谋亦大可耻也。”而唯一由中国人自己管理的中央观象台却是一片衰败之象。即便这样，中央观象台还将竺可桢这样有着渊博知识的气象学家拒之门外。残酷的现实无情地打击着竺可桢，无奈的他只好选择去大学任教。
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，竺可桢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地学系，在校园内那颗六朝古松下他建立了自己的气象站，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刮风下雨，他都和学生一起准时观测，详细记载每个天气要素，毫无疏漏。当时的中国还有一个人也同样认识到了气象的重要性，他就是蔡元培。1927年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，便邀请竺可桢筹建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并担任所长，这也成为落后的中国气象科学一次重要的转机。
竺可桢对筹建气象研究所倾注了极大的热情，经过反复的考察和斟酌，他把研究所定在了南京城中的北极阁。那时的北极阁是一片荒山，竺可桢便带头和同事们坚持年年种树，到抗战前，已种了10万颗树。为把这里建成现代气象研究基地，竺可桢建楼修路，甚至接自来水这样的事，都亲力亲为。今天北极阁内那条黄沙马路，那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树，无不见证着竺可桢在创建气象研究所的道路上呕心沥血的付出。
1930年元旦，中央气象研究所正式绘制东亚天气图，并发布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，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土和海域，独立自主预报天气的开端。
鞠躬尽瘁——只为“科技强国梦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竺可桢被推选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，承担领导全国科学事业规划和发展的重任。年近花甲的竺可桢毫不犹豫地挑起了这副重担，将下半生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新中国的科学事业发展中。
1947年5月，在美国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市，竺可桢校长与部分浙江大学师生在一起合影，左起为许平、竺可桢、周祖豫、钱人元、王仁东、侯虞钧。
在他的主持下，短短几年间，中国科学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，研究机构由建院初期的16个增到44个，科技人员从219人增到2496人，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不朽的贡献。
（1959年6月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竺可桢老校长）
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竺可桢仍然坚持挤出时间，亲自到野外进行实地考察，获得第一手资料，以供科学研究所需。为了寻找治理黄河泛滥造成的洪水灾害的办法，竺可桢不远千里，率众沿黄河而上。虽因过度劳累和水土不服而病倒，但他仍坚持考察访问直到最后;为了考察水能、水利地质等自然资源、自然条件和经济状况，他又乘船由松花江顺流而下，东行西折北至苏联，行程数千里，穿梭在林海、草原、江河间，晓行夜宿，生活非常艰苦，他却毫不介意，感到其乐无穷;为了考察沙漠和海洋，年近古稀的竺可桢曾三次跑到沙漠，了解情况，指导工作，荒凉的腾格里沙漠和河套沙漠都留下他考察的身影。
图片为竺校长（右二）与夫人陈汲(右一)和复员回杭的学生见面）
“生命不息，工作不止。”这是竺可桢对周恩来总理作出的承诺，他也说到做到。1970年后，80多岁高龄、身体状况不佳的竺可桢仍一直忙于他的力作《物候学》的修订工作。《物候学》是竺可桢一生中的最后一部作品。此书一出版，畅销一空。香港《明报》有一篇文章评价说：“本书是历史文献结合科学观察的一部著作，把我国物候学带入了新的纪元。”
1973年春节刚过，竺可桢肺病复发住进医院，在医院里他仍然留心观察着天气的变化。写日记是竺可桢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，现存的竺可桢日记从1936年到1974年，连续38年，1天未断，共计800多万字。直到他去世前一天，还用颤抖的笔记下了当天的气温、风力等。
1974年2月7日凌晨，当人们还沉醉在梦乡里之时，竺可桢这位杰出的教育家、科学家溘然离世。“春蚕到死丝方尽，蜡炬成灰泪始干”正是对竺可桢一生最好的诠释。他释放了他生命之火的最后一份光亮，然后安祥地睡去了。他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，是为科学教育而献身的一生。他用毕生的精力实践他教育兴国、科学救国的理想，为祖国的教育、科学事业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
撰稿：明思璐
编审：陈俊明、张鑫